儿时玩伴差点被邻居拐卖，消失多年后又出现 | 二湘空间
红梅
文/山丹
红梅这个名字在80后的女生中太常见，所以在我的童年里就有这么一个叫做红梅的伴。我简直无法对她的存在下一个定义叫同伴或是玩伴。也许都称不上，只能叫做一个伴。
红梅家和我家的距离可以叫做零距离，我们同住在一个简易的四合院里。她家住东面几间，我家住南面的几间。在我六岁以前，我们两家都这么住着。六岁以后，我家挨着院子修了新的房子，两家家门的距离也不过20米左右。可是这么近的距离，在关于红梅的很多事情上，我都是听说来的。
先说说我们村的布局吧。整个村子基本都是由一个一个的泥土四合院组成，有的院子大一些，住八九户人家，有的院子小一些，住3户人家。院子和院子之间有一条几十公分的排水渠，小孩都能跨过去。住户的正门都开在院子内侧，厨房和猪羊圈的门都开在院子的外侧。到了晚上，所有的门一关，院子就安静了，聚集而居带来安全感。在这种布局下，小孩子们从村子这头到村子那头灵活地四处串。
我六岁以前，经常就串进红梅家，或是路过，从一个门进去，再从另外一个门出来去别的院子；或者就在她们家玩。
红梅家有好玩的。她爸爸是一名篾匠，有一间大大的空屋子做工。那间屋采光较好，开着一扇对着隔壁院子土墙的门，年久的泥土地面凹凸不平。日常里，红梅爸爸是农民，下地干活。下雨天的时候，农闲的时候，红梅爸爸成了篾匠。那间屋子也承载了很多我的童年时光。我喜欢在这间工作坊里，看着红梅爸爸熟练地劈竹剔竹和编织生活工具。娴熟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，那锋利的竹刀在他手里无比听话，空气里有竹香。
红梅爸爸会跟我摆龙门阵，东一句西一句，其实我不太能听懂，他口音和我们不太一样。村里老年人经常用一种很鄙夷的语气称他为“远路人”，意思是比较远的地方因逃难而来的人。
我比较纳闷的是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我从她们屋里穿来穿去，却没什么关于红梅的印象。唯一一件事，也不记得是几岁的时候。她跑来跟我讲，家里蚊帐上出现一条大大的黑蛇，她婆婆说那是家蛇，不可以动它。我似懂非懂，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，黑黑的墙，黑黑的蚊帐，还有一条黑黑的蛇。可是似乎也不太害怕，仍从那间屋里跑来跑去，只是有时担心会不会遇上。
此时的红梅，在我眼里是有几分神秘的。从年龄上来说，她大我两岁，好像她有很多我从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讲给我听。比如，她告诉我隔壁院子某个年龄比较大的叔叔是动物变来的，因为他的身上还有很长很黑的毛。以后我在村子里遇见那个叔叔，心里总是很害怕，永远低着头，期望着他快点走过去。
不知不觉上小学了，一个村子里差不多大的女孩都高高兴兴地去镇上中心小学报名了。不过我只高兴了一天，因为第二天我就被父母送到另外一个村小去了。据说是因为那一年中心小学的孩子太多了，只有一个班的一年级装不了这么多孩子。
上学的路线不同了，大家出门直走，我要拐上村子左边的那条路。不过从上小学开始，红梅给我的记忆画面就几乎定格了，定格在她家的那个门槛上。每天早上，红梅自己起床下碗面条，然后端出来坐在厨房的木头门槛上，她身后是黑黑的门洞。而我站在我家门口，端着饭母亲给我做的早饭，身后母亲正在给我梳头。吃完后她会回屋放好碗筷，然后背着书包走了。
小学二年级，终于我转回了镇上读书。现在二年级分成了两个班，一个班有40多人了，另一个班30多人。父母再三恳求中心小学的领导把我收在一班，因为都说一班的老师教得好。老师不情愿收我，觉得自己工作量太大了。父母再三恳求，1990年求领导办事只需要说明诉求，再三恳求就能办成。
我和红梅同班，每天上学放学一起走，也无甚特别事情发生。出乎意料的是两个月后的半期考试，我考了个全班第一，自此老师对我刮目相看，也因当初迟迟不愿收我深觉愧疚。
三年级的春天是我和红梅玩得最疯狂时候。路边的黄荆花开得繁盛，有浅浅的紫，淡淡的香，引来无数菜粉蝶上下翻飞。每天早上，红梅带着我去抓蝴蝶，抓得太多实在不知道拿来干嘛。于是红梅发明了新的玩法，面对一簇簇的花，双手用力一拍，停留于上的蝴蝶总会有一两只殒命。那一年我们总是迟到。
上完三年级，我的成绩一落千丈，红梅一直都是班上倒数。老师做了一个决定，红梅留级，继续读三年级，我的成绩又恢复到班上前几名。四年级这一年，我仍然每天早上看见红梅坐在门槛上吃那一碗面。
以后，我和红梅这一辈子也就只见过一次了。
1993年，城里的房改政策给我们那个小山村带来了巨大影响。这个闭塞的山区有一批充满神秘色彩的工厂，工作区在山体里面，医院、学校、工人俱乐部及住房等生活配套区在山体外面。当地的农民称厂里的人为工人，他们在山里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，与当地的农民泾渭分明。现在，很对工人要搬到城里去住了，当地的红砖房开始对外出售，村子里刮起了一股换房潮。
我家的泥土院子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墙体倾斜，父亲从山上弄回来一根树，顶在鼓出来的墙上，惴惴不安地过了几年，到我六岁那年咬牙修了村里第一批砖房。到换房潮来临时，换与不换成了父母反复斟酌的大事，也心热地去看了几次形象品质较好的单元楼，但一万多的价格和刚住没两年的房子相比，最终作罢。红梅家此时已定下换房计划，一个小土包上一排平房里的两三间，在工人生活区的边缘地带，总共四千元。
这一年，红梅家和村里有一大半的人舍弃了世代居住的泥土四合院，舍弃了与自家土地的亲近，住进了红砖房。那些红砖房在河对岸，每次回来打理庄稼需要过唯一的那座不算方便的桥。日常里，他们不再回来，村里的人户变得稀少，家家户户的老房子都空了下来。不过几年以后，没人维护的土院墙开始垮塌，院子没有了。
这一次的大搬离后村子里也开始躁动起来了，外面世界的发展波浪一圈一圈地传递，传到了小山村。去打工，成为了家家户户的考虑，想来土地上的产出本也没多少收入，现在还离得远，不如去打工挣钱。于是胆大有闯劲的人先出去了两三个，后来陆陆续续的又会再带着人出去。而我家，继没有舍弃自建的房子后再次决定留在本地。父母比较感性，不忍心我和弟弟没人管的样子，坚持一家人要在一起家才好。
作为一个小学生到后来的初中生，那几年的感受就是人变少了，有的人变得有钱了，村里人情变淡了，大家都很忙，家家户户忙着挣钱。
我和红梅唯一的那次见面，我们都已经是初中生了。镇上的中学分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。我在重点中学，红梅在普通中学。普通中学的校风特别差，据说学生们啥事都干得出来。中学要住校，我在一个周天的下午走路去学校。远远的在马路上看见她从对面走过来，齐耳的短发微微向上翘。在向前迈步的同时，我的心里有过一丝慌乱，等会儿打招呼，该说什么？好像无话可说，那些小时候的时光里抓不住什么留恋，为今天的不期而遇带来的似乎也只有尴尬。柏油马路不宽，堪堪两车相错的距离，我们各自在马路的一边。她喊我一声，我应了一声，然后无言地笑一笑。
后来关于红梅的事，我变成了完全的听众。
第一件是关于谈对象。村里的女孩只有另一个和我上了重点中学，其余的全都进了普通中学。在初二、初三的年龄阶段，经常听说普通中学的孩子们在抽烟打架谈对象。学校后面有山坡，前面有河滩。河滩很宽，有大片的鹅卵石地面，斜斜的草坡和间或出现的柳树。总有些中学小情侣选择这些地方谈情说爱。
普通中学的农村父母，养男孩子的家庭对谈恋爱是无所谓的态度，不管也不问，任其自由发展，甚至还有一丝鼓励。毕竟十四、五岁了，十八、九岁就可以结婚了。养女孩的家庭也不太会严令禁止，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早恋这个词。大概只有自家女孩被学校老师抓住了才会出面，也不过把孩子打骂一顿。我想那顿打骂更多的是出于脸面上挂不住，因为谣言总会传开，会被别人笑话。不过也不太重要，谣言过几天就散了。各家都忙自己奔生计的事，谁天天盯着你那点事儿。
当然，红梅就有这样一次被抓的际遇。在我听到的版本里，那个做蔑活的叔叔并没有对她怎样，事情就过了。
认真想来，我听说的红梅的故事重量级是逐级增加的。接下来这件算是经历生死的大事。红梅被邻居卖给了人贩子，所幸逃出生天。
红梅家的砖房是一排平房中的几间，左右都是邻居。邻居家那个已婚大哥跑到学校去接红梅出来，理由是红梅的婆婆大病，送到了车程两小时的市里去住院，红梅的父母委托他接红梅去市里看婆婆。
九几年我们镇上没有公用的座机电话，那时也没有防诈骗要再三确认信息的说法。红梅的婆婆也许是那个家里给予红梅最多亲情的人，红梅不疑有他，跟着邻居在镇上车站就上了开往市里的大巴车。
农村的孩子没出过门，我到高三才离开过镇上去县城参加高考。红梅到了市里就被带到了火车站，上了绿皮火车。那也是第一次见识火车和火车站，邻居挨着她坐着，座位对面有个不认识的男人。坐了一会儿，邻居起身说去买个东西，让红梅坐着别乱跑。也许是快到开车时间也不见邻居回来，也许对面的男人露出了马脚，红梅心里不安，直觉事情不对。她起身要走，男人劝她再等一等，没关系。眼见站台上已经快无人上车了，红梅机敏地从车窗钻出来跳下去，不顾一切地朝着站台上的乘警跑去，大呼救命。
直到镇上的派出所联系红梅父母，家里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。红梅有没有得到什么抚慰，我不知道。听来的故事里只有最紧张的梗概，没有详情交代。
在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母亲在讲述最后不忘教我提高警惕。我很关心邻居会有何下场，母亲说又能如何，那个邻居就不回来，人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我想，邻居可以下此毒手，要么邻居的家人也无颜再居住于此，要么红梅家应该搬家。母亲说我那是孩子话。
这件事过了没多久，红梅也没有再上学了，听说出去打工了。在我们村里，除我之外没有人读高中，多数孩子初中就出去打工，是否毕业也不重要。孩子不想读了，家长就说出去打工挣钱。那时的打工二字约等于到广东，好似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择。对于广东有多大，村里人也没什么概念。
红梅的打工和村里其他人不一样，她一走就杳无音讯了。早几年出去的，一般通过邮局寄信方式与家里联系，时不时给家里寄点钱。那时只要逢赶集天，镇上的邮局是最拥挤热闹的，取信的，寄信的，取汇款的，还有互相交谈的。赶集天一过，村里人就会有一波交流潮，会互相问问家里出去的人在什么厂，工资如何，寄了多少钱回来···红梅家只能回答“也没联系，我们也不知道啊”。
2000年，我离开小山村外出上大学了，也是通过书信与家里联系。后来镇上开了两三家电话超市，打电话只要几毛钱一分钟。电话超市门口，空的提篮、背篓等杂乱的堆放着，里面排着十几台座机。农村人嗓门都大，天高地阔的生活环境说话无拘束。在电话超市里就听到一片嘈杂，中老年的大叔大婶们，捂着一只耳朵，使劲地辨认着听筒里传来的声音。
红梅父母路过电话超市，偶有羡慕和迷茫。不过也不太计较，篾匠叔叔随时都是乐乐呵呵的，家里还有个小红梅好几岁的妹妹，叫彩虹。夫妻俩对彩虹十分溺爱。
大学期间放假回家，母亲在闲谈中告诉我红梅也许是死掉了。多年不见任何音信，红梅婆婆天天念叨，村里人有时非常关心似地表达应该要去找一下，自己家的人怎能不管呢！红梅父母下定决心去广东找一找，总要有个定论吧。
谁知到了红梅最初去的工厂，没有此人。也没有任何认识或听说过她的人提供任何可用的线索。红梅父母悻悻而归，也对村里人传达了这个消息。村里人再添油加醋猜测一番，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消息，现在连人都找不着了，应该就是死掉了。
此后，也就没有人再问了吧。
此后，我经历了毕业、考研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
如同小说一般，事情还有峰回路转的后续。前几年，母亲又告诉我红梅还活着，突然就回家了，独自一人，说回来看看。此时，红梅婆婆已不在人世。村里人传得沸沸扬扬，说红梅混得很好，很阔气的样子，嫁了人，生了两个女孩。说给父母带回很多值钱的礼品，比如给她妈带了好几盒阿胶。在家呆了两三天，红梅就又走了。一算，这是出去了有二十来年第一次回来吧。
村里人也会感慨，这么多年在外咋过的啊，这么多年都不回来也过得去啊。现在的村里人也仅限于父母那一辈的人了，她们总会对这几十年发生的事情絮絮叨叨。
我听说红梅死掉了的时候，没有伤心难过，只有一丝惋惜。惋惜的是她就这样如杂草，无声无息。听说又回来我有一丝好过，谈不上欣喜，就是，她还在世上，蛮好。
山丹，80后。在生活的现实压力中尽力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感悟。
二湘：ChatGPT母公司创始人突然被踢出局，奥特曼说像在读自己的悼词